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于2023年8月3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针对司法实践中长期制约外国法律查明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规范。
《解释（二）》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肩负着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职能。
外国法律查明是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重要环节，也是长期制约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涉外民商事案件所涉国家、地区和法域明显增多，案件审理涉及外国法律查明的情形越来越多，准确查明外国法律的司法需求持续增长。
但我国法律体系中，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十条对外国法律查明作了原则性规定，外国法律查明的规则不完善、程序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致使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外国法律“查明难”、查明率低、查明时间长的问题非常突出。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各地法院查明外国法律实践存在标准不统一、说理不充分、认定不正确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应废止，其关于外国法律查明途径的规定不再适用。调研过程中，各地法院建议，应尽快就外国法律查明制定司法解释，建立统一规范、科学完善的查明规则，确保人民法院准确查明外国法律。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外国法律查明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解释（二）》。《解释（二）》的发布，是人民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完善外国法律查明制度，规范外国法律查明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依据，对于提升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二）》制定的原则
《解释（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严格依法原则。除《解释（二）》之外，目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中涉及外国法律查明的主要包括法律适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解释（二）》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从法律适用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立场，融合其他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相关规定，坚持传承、系统理念，总结实践发展经验，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对外国法律的查明责任、查明途径、查明程序、查明费用负担等进行了系统完善。
坚持司法为民原则。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是人民法院历来坚持的根本立场。《解释（二）》以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将为人民司法的理念贯穿其中。《解释（二）》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努力查明外国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不得简单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在当事人具有提供外国法律的义务时，如果当事人有具体理由无法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提供，人民法院应视情准予当事人延期提供。
坚持务实管用原则。长期以来，外国法律查明难、认定难，耗费时间长，从事涉外民商事审判的法官对于查明外国法律存有畏难情绪、不会查明。《解释（二）》坚持问题导向，“对症下药”，从务实管用的角度设计条文内容，提高一线法官查明外国法律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解释（二）》大大拓宽了外国法律查明的途径，不仅增强了查明途径的可操作性，而且开放式规定其他适当途径均可利用。同时，《解释（二）》对于外国法律的查明程序进行了细化，对于外国法律的审查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和统一。
《解释（二）》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解释（二）》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查明责任不清、查明途径单一、查明程序不规范、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长期制约外国法律查明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规范。
一是明晰外国法律的查明责任。对于查明责任，根据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查明外国法律，“由当事人提供”只是我国法院查明外国法律的途径之一。法律规定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当事人负有提供义务，在于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对外国法律更加熟悉，由其提供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针对实践中部分法院存在混淆查明责任和查明途径的错误认识，《解释（二）》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人民法院有查明外国法律的责任，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时负有提供外国法律的义务。同时，《解释（二）》第二条明确当事人未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时，亦不排除人民法院仍然可以要求当事人协助提供外国法律，并于第二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协助提供外国法律的，不得仅以当事人未予协助提供为由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由此形成清晰完善的以法院查明为主、当事人提供为辅的查明规则。
二是拓展外国法律的查明途径。我国法律对外国法律的查明途径没有明确规定。《解释（二）》在总结原有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于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查明外国法律的七种途径。一是由当事人提供，这是最常见的途径；二是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由对方的中央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提供；三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或者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四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或者参与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参与方提供；五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提供；六是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中外法律专家提供；七是其他适当途径。
三是明确查明外国法律的程序和提供形式。《解释（二）》第三条首先对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律的范围作了规定，包括具体规定、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内容，如果外国法律为判例法时，还应当提供判例全文。为减少无效，提高查明外国法律的效率和准确性，《解释（二）》第六条规定，在查明外国法律之前，人民法院可以召集庭前会议或者以其他适当方式，确定需要查明的外国法律的范围。当然，前述规定的应当提交的内容，并不限制当事人继续提交有关外国法律的学术著作、学理阐述等参考辅助资料，或者其他对外国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的意见等。
此外，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出具外国法律意见的，《解释（二）》第四条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规定，强化对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的专业性、中立性要求，规定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在提供法律意见的同时，还应当提交资质资历证明、身份证明和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等。
四是明确审查认定外国法律的程序。外国法律是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分配的准据法，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权利。《解释（二）》第五条规定查明的外国法律的相关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理解与适用进行充分辩论。在此基础上，《解释（二）》第七条规定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可以出庭协助查明外国法律。一方面，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法律专家出庭接受询问；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法律专家出庭作出说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
五是明确审查认定外国法律的标准。对于在法庭上出示的外国法律，如何确认其真实性并予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历来是涉外民商事审判的难题。《解释（二）》第八条分三种情形作出规定。第一项是对《解释（一）》第十六条规定的强调，即“当事人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第二项对当事人有异议时如何处理作出规定。一方面，为防止当事人以对外国法律有异议为由拖延诉讼，规定当事人提出异议需要说明理由；另一方面，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补充查明或补充提供材料的方式解决异议。第三项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和方便当事人诉讼原则，对于生效裁判已经查明认定的外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同时考虑外国法律有可能被修订、废止，因此规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六是明确裁判文书必须记载查明外国法律的过程。《解释（二）》第十条要求裁判文书中应当载明外国法律的查明过程及外国法律的内容，如果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则应当载明不能查明的理由。
七是明确查明费用的处理原则。我国法律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并未明确查明外国法律的费用为诉讼费用。鉴于此，《解释（二）》第十一条就当事人将查明费用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时如何处理进行了规定。当事人约定法律查明费用负担的，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需要根据当事人主张，结合外国法律查明情况和案件具体情况酌情支持合理的查明费用。
八是明确港澳法律查明的参照适用规则。在涉港澳民商事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经常需要查明港澳法律。《解释（二）》第十二条对查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参照适用本解释作了规定。《解释（二）》规定“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查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为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建立各类新型的法律查明途径及合作机制预留充分空间。(记者 王丽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23年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3年11月30日
法释〔2023〕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23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查明外国法律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查明该国法律。
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当事人未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由人民法院查明该国法律。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查明外国法律：
（一）由当事人提供；
（二）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由对方的中央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提供；
（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或者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
（四）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或者参与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参与方提供；
（五）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提供；
（六）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中外法律专家提供；
（七）其他适当途径。
人民法院通过前款规定的其中一项途径无法获得外国法律或者获得的外国法律内容不明确、不充分的，应当通过该款规定的不同途径补充查明。
人民法院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协助提供外国法律的，不得仅以当事人未予协助提供为由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
第三条 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
第四条 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第五条 查明的外国法律的相关材料均应当在法庭上出示。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可以召集庭前会议或者以其他适当方式，确定需要查明的外国法律的范围。
第七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提供外国法律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出庭接受询问。当事人申请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出庭，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
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现场出庭确有困难的，可以在线接受询问，但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所在国法律对跨国在线参与庭审有禁止性规定的除外。
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第八条 人民法院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根据以下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当事人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
（二）当事人对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补充查明或者要求当事人补充提供材料。经过补充查明或者补充提供材料，当事人仍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三）外国法律的内容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国法律查明办理相关手续等所需时间确定当事人提供外国法律的期限。当事人有具体理由说明无法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提供外国法律而申请适当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视情可予准许。
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其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外国法律审理案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外国法律的查明过程及外国法律的内容；人民法院认定外国法律不能查明的，应当载明不能查明的理由。
第十一条 对查明外国法律的费用负担，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在作出裁判时确定上述合理费用的负担。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查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查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二）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98次会议于2023年8月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3〕12号，以下简称本解释），于2023年12月1日发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是人民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完善外国法律查明制度，规范外国法律查明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本解释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本解释在丰富查明外国法律的途径方面有哪些创新，这些新途径具体如何操作？
答：一是增强传统查明途径的可操作性。例如，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规定的“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修改为“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由对方的中央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提供”，即在条约的基础上增加了依据互惠请求而查明外国法律。再如，对于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或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这一传统途径，明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以真正发挥该两种途径的作用。
二是吸收近年来外国法律查明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情况，拓展多项途径。例如，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提供”作为单独一项，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具体操作上，由下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国际商事法庭协调指导办公室提出。再如，将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纳入其中，通过接受委托的方式提供法律意见。此外，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外国最高法院建立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最新实践，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或者参与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参与方提供”作为一项。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已经签署《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加坡法律的查明可以按照备忘录确定的程序进行。
三是作了开放式规定即“其他适当途径”查明，为查明外国法律的各类途径留出弹性空间，鼓励法官和当事人通过行业自律性组织、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法律资料库、互联网等途径获取外国法律。
问：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法律专家如何参与庭审，具体要求是什么？
答：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可以出庭协助人民法院查明外国法律。从程序启动上，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知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法律专家出庭接受询问；二是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法律专家出庭作出说明。从参与方式上，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可以现场出庭接受询问；二是现场出庭确有困难的，可以在线接受询问。但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问：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哪些举措来推动本解释的贯彻实施?
答：最高人民法院将以本解释的发布实施为契机，继续深化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机制改革，全面加强对下监督指导，有效破解困扰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外国法律“查明难”问题。一是发布外国法律查明典型，加强案例筛选和报送工作，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充分发挥案例的示范指导作用。二是落实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工作要求，建立域外法律和案例资源库，进一步便利外国法律的查明。三是开展和宣讲，指导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部门，全面学习掌握和准确理解适用本解释。